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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4章（第1页）

有人往礁石这儿来。我试着想点什么事好驱赶我的悲伤，却想到一个讽刺的事实:我和薇米妮的差距，与我和奥利弗的正好相同。七年。差距七年，我想了又想，感觉喉咙里有东西几乎要爆裂。我潜进水里。

晚餐后电话铃响。奥利弗平安抵达。对，在纽约。对，同样的公寓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噪音――很不幸，同样的音乐从窗外飘进来，你现在听到了。他把听筒伸出窗外，让我们感受一下纽约西班牙韵律的风味。一百一十四街，他说。要跟朋友去吃一顿迟来的午餐。我的父母双双在客厅分别用不同的电话与他通话。我用的是厨房的电话。这里？嗯，你也知道啊。像平常一样的晚餐宾客。刚走。对，这里也非常、非常热。父亲希望这对生产力有帮助。

“这”指的是？跟我们一起住啊。父亲解释道。我这辈子最棒的事。如果可能，我想套件衬衫，外加一件泳裤和一支牙刷，跳上同一班飞机回去。大家都笑了。我们展开双臂欢迎，亲爱的。笑话一来一往。你知道我们家的传统，母亲解释道，你一定要常常回来，即使只待几天。“即使只待几天”的意思就只是几天――但她是真心的，奥利弗也知道。“那拜拜了，奥利弗，希望很快再见到你。”她说。父亲大致重复了相同的话，然后补上一句:“那么，我让艾里奥跟你聊喽”我听到两支电话分机挂上的咔嚓声，这表示线上没有别人了。父亲多么圆融啊。但跨越似乎是时间的障碍，太过突然地享有独处的自由，令我呆在那里。他旅途还顺利吗？顺利。餐点他讨厌吗？讨厌。他想我吗？我没有问题可问了，而且应该想出比拿更多问题轰炸他更好的方法。“你想呢？”是他含混的答案。他怕不小心有人拿起话筒？薇米妮向你问好。非常沮丧。我明天会出门替她买东西，然后用快递寄给她。只要我活着，就不会忘记罗马。我也是。你喜欢你的房间吗？还算喜欢。窗户面对嘈杂的院子，从来没有一丝阳光，几乎放不了什么东西，以前不知道我有这么多书，现在床太小了。希望我们能在那个房间重新开始，我说。一起在傍晚时探出窗外，摩擦着肩膀，就像我们在罗马时一样――一辈子天天如此，我说。我也是。带着衬衫、牙刷、乐谱，我就能飞过去，所以也别引诱我。我从你房间带走一样东西，他说。是什么？你绝对猜不到。是什么？自己找找看。然后我说了――那并非我想对他说的话，然而沉默重重压迫我们，这是停顿时刻最容易偷渡的东西。至少我说出口了:我不想失去你。我们会通信。我会从邮局打电话给你――那样比较隐秘。我们谈到圣诞节，甚至谈到感恩节。好，圣诞节。在这之前，他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之间的距离，原本似乎比不上奇亚拉曾经从他肩上撕起的那块皮那么厚，然而此时他的世界却飘到数光年之外那么远，圣诞节前可能没关系。最后一次，再让我听听你窗外的噪音。我听到劈啪声。让我听听你那时发出的声……一阵模糊、胆怯的声音――因为屋里有别人，他说。我们因此笑了。朋友正在等我一起出门。我希望他没打这通电话来。原本我想再听他唤我的名字。既然我们分隔这么远，我原本想问他和奇亚拉之间究竟怎么了。我也忘了问他把红色泳裤放在哪里。或许他忘记要给我，带走了。

通过电话之后，我先回房间看看他可能带走什么能让他想起我的东西。我看到墙上有一块未发黄的空白。愿上帝祝福他。他拿走一幅1905年前后印制，裱了框的莫奈崖径古董明信片。那是我们早先一位美国夏季住客两年前在巴黎跳蚤市场找到，当做纪念品寄给我的。褪色的明信片原本在1914年寄出――背面有仓促手写的深褐色潦草德文字迹，收件人是英国的医生，旁边有那位美国学生自己用黑色墨水写给我得问候语:有朝一日请想我。那张照片会让奥利弗想起我第一次大胆说出真心话的早上；或我们骑车经过崖径却假装没注意的那天；或我们决定在那里野餐，发誓不碰彼此，以便能更享受当日下午一起躺在床上的那天。我希望他永远把那张明信片放在他眼前，一辈子，放在他的书桌前，床前，每个地方。钉在你去的每个地方。

谜题在当晚的睡梦中解开，一如前例。之前我从来没意会到，然而这件事显然已经存在整整两年。那个送我明信片的人叫梅纳德。某天下午一两点，他必定知道大伙儿都去休息了，他来敲我的窗户，问我有没有黑色墨水，说他的用完了，而他只用黑色墨水，他知道我也是。他走进来，只穿一件泳裤的我走到书桌前，把墨水瓶拿给他。他盯着我看，尴尬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接过瓶子。当天傍晚，他把墨水瓶放在我阳台门口正前方。换做其他人，应该会再度敲门，把瓶子交还给我。当时我十五岁。但我不可能拒绝。我曾经在我们某次谈话中，将山丘上最令我心仪的地方告诉他。

直到奥利弗拿走他送的明信片为止，我从未想起他。

吃过晚餐后一会儿，我看见父亲坐在早餐桌的老位子上。他把椅子向外翻、面海坐着，腿上放着新书的校样。他喝着惯常喝的黄春菊茶，享受夜晚。身旁放了三大根香茅蜡烛。蚊子今晚来势汹汹。我下楼跟他同坐。我们总是在这个时候一起坐坐，但过去这个月我冷落他了。

“告诉我罗马的事吧。”他一看我打算往他身边坐就开口说。这也是他准许自己抽当天最后一根烟的时刻。他有点厌烦似的把手稿丢到一边，表现出一股“现在咱们要进入精彩部分了”的急切感，然后继续摆出准备使坏的姿势，用其中一根香茅蜡烛点烟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没什么好说的。我重复我告诉母亲的话:旅馆‘卡比托’波格泽别墅、圣克雷芒教堂、餐厅。

“吃得好吗？”

我点头。

“喝得好吗？”

再点头。

“做了你祖父也赞同的事吗？”我笑了。不，这次不一样。我告诉他在帕斯基诺像附近发生的事。“好主意，在会说话的雕像前吐！”

“看了电影吗？去听音乐会了吗？”

我汗毛直竖，怕他可能在或许也不自觉的状况下，把话题导向某处。我意识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在他不断提出一些旁敲侧击的问题、甚至远早于在角落等着我们的东西进入视线范围之前，我就感觉到我不断回避他的问题。我提到罗马的广场总是那么脏污破败。炎热的天气、混乱的交通、修女四处可见、某某教堂关闭。到处都是破瓦残砾。草率的修缮。我还抱怨人，抱怨旅客，抱怨让无数带照相机、戴棒球帽的人群上上下下的小公交。

“去看了我跟你提过的私人内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