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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铈（第1页）

我是个搞化学的，在这里，我想写写自己和化学相关的事。我有另一段不同的经历，在其他地方已经讲述过了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现在我很难定义1944年11月的普里莫·莱维，或者说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，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从当时的状态可以推测，我肯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适应了集中营的规则，像磨出了一层奇特的茧子。集中营里的每一天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，而与此同时，还有一种激动和狂喜，因为俄国人正朝这里进军，离我们只剩下八十公里，解放的时刻越来越近了。在这种环境中，我不仅能生存下来，还有能力思考，记录周围的世界，甚至能写出相当细致的东西。那时绝望与希望反复交替，速度之快，可以在一小时内击毁任何一个正常人。

可是，那时的我们并不算正常人，因为我们饿极了。我们当时的饥饿与众所周知（也不那么让人讨厌）的饥饿感完全不同，不是落下一顿饭，但下一顿肯定能吃上的那种饿，而是一种渴求、一种空洞、一种发自内心的呐喊。这种饥饿感已经陪伴了我们整整一年，在我们身上深深扎下了根，带来了持久的影响。它占领了我们的每一个细胞，控制着我们的一举一动：吃东西，设法找吃的，这是我们的首要动力。其他的生存问题都远远排在后面，对家的怀念和对死亡的恐惧就更顾不上了。

[27]加拿大西北部城市，气候恶劣，十九世纪末出现淘金热。 [28]《野性的呼唤》（The Call of The Wild），美国作家杰克·伦敦（1876—1916）所著小说，主角巴克是一只文明世界的狗，被卖到荒蛮严寒的北方，恢复野性。 我曾作为化学专家，在一家化工厂的化学实验室里工作（这一点之前也已经讲过了），为了弄到吃的，我从那里偷东西出来。一个人如果不是从小就偷东西，要学会偷窃并不容易。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克制住良心的自责，掌握了一些必要技能。在某个特定的时刻，我（带着一闪而过的微笑，和一点满足的骄傲）意识到自己正在重生。我是那个循规蹈矩的小知识分子，就像那只著名的老实狗一样，经历着退化，同时也在进化。它是一只经过进化、进入到文明社会的狗，被流放到克朗代克 ，在那里的“集中营”，为了活下去它成了一个贼。这就是《野性的呼唤》中了不起的巴克 。我像它一样，像狐狸一样偷窃，只要逮到机会就偷，但要狡猾精明，不能暴露自己。我什么都偷，除了同伴的面包。

[29]塑料的主要成分。 没错，除了表面上那些可以偷来谋利的东西，这间实验室就像一块处女地，一切都有待探索。这里有汽油和酒精，但这些东西太普通了，偷起来也很麻烦，而且工厂里不少地方都有，很多人都能偷到。它们价钱很高，但风险也同样很高，因为液体需要用容器来盛。每个化学家都知道，包装是个很大的问题。永恒的天父对此也很了解，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，创造出细胞膜、蛋壳、橙子皮，还有我们的皮肤，因为说到底，我们也是由液体构成的。但当时，我并没有聚乙烯 ，不然装这些液体就很方便了。聚乙烯又软又轻，一点都不透水，但也有点太不易腐蚀了。永恒的天父本身就是聚合的大师，但他并没有创造这种材料，这并非没有道理，他不喜欢不朽的东西。

由于缺少包装和容器，最好是偷一种固体，不易变质，不能太笨重，尤其得是个新玩意。它单价要高，体积不能太大，因为我们结束工作后，在营地的入口经常要搜身，而且最终还要有实用价值。不同的群体构成了复杂的集中营世界，偷的东西至少能满足集中营里某个群体的需要。

我在实验室作了各种尝试。我偷过几百克脂肪酸，是通过氧化石蜡得到的，我费了好大工夫才从另一方阵地的几个同事那里要来。我吃了一半，确实能充饥，但实在太难吃，让我放弃了卖掉另一半的想法。我试过用脱脂棉烙饼，把棉花压在电炉上烤，好像烤出来一股焦糖味，但样子太难看，我觉得卖不出去。至于把脱脂棉直接卖给集中营的医务室，我试过一次，但体积太大了，价格又很低。我还逼自己吞下了一些甘油，试图把它消化掉。我的理论基于一种过于简单的推断：甘油也是脂肪分裂的产物，因此肯定也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新陈代谢，提供能量。或许它确实能提供能量，但有许多讨厌的副作用。

实验室的一个架子上，有个神秘的试剂瓶，里面装着二十几个坚硬而又无色无味的灰色小圆柱。瓶子上没有标签，真是太奇怪了，这可是德国的实验室。当然，俄国人离这儿确实只有几公里了，灾难就要来临，几乎可以预见。每天都有轰炸，大家都知道战争就要结束了，但还有些一成不变的东西持续着，包括我们要忍受的饥饿。再说了，这是德国人的实验室，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贴标签。实际上，其他试剂瓶都有清晰的标签，或是由打字机打印出来，或是用哥特式字体手写——唯独这个瓶子没有标签。

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我既没有必需的设备，也没有安稳的环境，当然没办法测定这是什么东西。无论如何，我在口袋里藏了三根，晚上把它们带回了营地。它们长约二十五毫米，直径四到五毫米。

我把它们拿给我的朋友阿尔贝托看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小刀，拿出一根试着切了一下——这东西很硬，刀刃切不动。他又试着用小刀刮表面，可以听到轻微的爆裂声，刀刃旁冒出一串黄色的小火星。这下就很好判断了，它们是铈铁合金，一般打火机里的火石就是这种材料。那火石怎么会这么大呢？阿尔贝托曾经在焊工队里当过几个星期的小工，他解释说，这些小棍装在氧乙炔管前端，是点火用的。这时，我怀疑自己偷来的东西能不能卖出去——或许它能用来生火，但集中营里根本不缺火柴（当然是非法的）。

为此，阿尔贝托训斥了我一通。对他而言，悲观放弃、灰心丧气都是可恶的行为，是一种罪过。他并不接受这个集中营世界，他用本能和理性去抵制它，不让自己遭到腐蚀。他品质善良，意志坚强，奇迹般地保持自由。这种自由也体现在言谈举止中——他从不低头，从不折腰。他的一言一行，每一个微笑，都透露出自由的光芒，像在密不透风的集中营里打开了一个窗口。他身边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，就连和他语言不通的人也是如此。我相信在那里，没有别人能像他一样受人喜爱。

[30]为惩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，宙斯派秃鹫每天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。 阿尔贝托训斥我：永远不要泄气，这样有害无利，不道德，也不体面。我偷来了铈，好，那就把它拿去卖，拿去推销。他来想办法，总能把它变成一种新玩意，卖个好价钱。普罗米修斯真是个傻瓜，把火白白送给了人类。他本来可以借此挣点钱，还能平息宙斯的怒气，免除秃鹫带来的折磨 。

我们必须更精明点。“必须精明”这个话题，我们之前也谈到过，阿尔贝托经常对我这么说。在他之前，我还在自由世界的时候，很多人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。时至今日，这种说法我已经听了无数次，但在我身上作用甚微，甚至还带来了相反的结果。我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倾向，希望与真正精明的人合作共生，对方可以（或者觉得可以）从这种合作中得到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好处。阿尔贝托就是一个理想的合作对象，因为他的精明不会伤害我。工厂里有个做打火机的秘密产业，一些不知名的技工，在空闲时间里做打火机，卖给集中营的重要人物和工厂民工。我不知道这件事，但阿尔贝托知道（他总是什么都清楚，虽然他不懂德语也不懂波兰语，法语也懂得很少）。那么，做打火机就需要火石，而且火石要符合特定的尺寸，我们得把手头的材料削薄。要削薄多少？怎么削呢？“这不难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包在我身上，你去把剩下的都偷来。”

[31]阿斯托尔弗为英格兰骑士，《罗兰之歌》《热恋的罗兰》《疯狂的罗兰》等骑士史诗中的角色，拥有声音巨大、能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号角。 第二天，我遵从了阿尔贝托的建议，顺利地偷到了其他火石。上午十点左右，响起了空袭警报声。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每次听到这种警报声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感到那种直击内心深处的惊恐。它不像人间会有的声响，不是工厂里的那种汽笛声，音量巨大，在整个区域同时响起，而且带有节奏。它的音调先升高，尖锐得让人心痛，然后下降，像低沉的雷鸣。这警报声肯定不是随意设定的，因为在德国，没有什么东西是随意的。此外，这种声音与它的用途，实在太符合当下的情景了。我常想，可能是某个恶毒的音乐家创造了这种声音，在其中注入了怒火和泪水，融入了月光下的狼嚎和台风的呼啸——阿斯托尔弗 的号角吹出的应该就是这种声音吧。这声音让人惊恐，不只因为它预示着轰炸即将来临，还因为它本身就很恐怖，像一只受伤的巨兽在倒地前发出的哀鸣。

在空袭面前，德国人比我们还要害怕。虽然这样想并不合理，但我们不怕轰炸，因为我们知道，那些炮弹不是朝我们来的，而是对准了我们的敌人。短短几秒钟之内，实验室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把所有铈装进口袋，去空地上和我的劳动队会合。轰炸机的轰鸣声响彻天空，从飞机上撒下许多黄色传单，轻轻飘落，随风摇摆，上面印着嘲讽的恶毒言语：Im Bauch kein Fett